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到底该如何改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网民的参与重塑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分配格局。 在网络公共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暴”当中，各级党政部门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经受严峻的考验。

　　 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社会现象网络公共事件折射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的把握，都无法脱离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

　　 网络舆论引导的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必然要求我们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超大国家，任何政治社会现象一旦被置于这样的环境当中，都会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的本质，在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 各地治理能力的参差不齐，也是网络公共事件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原因。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治理主体在处理类似的公共问题时，出现不同的治理绩效表现和行为模式，这就形成各地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

　　 在实践中，这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第一，不同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相对发达地区的治理主体往往获得更好的治理绩效；第二，不同的党政部门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直接面向群众的管理服务部门更容易受到指责，表现出治理能力方面的种种“短板”；第三，不同的行政层级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层级较高的党政部门更容易获得网民的信任，而层级较低的党政部门时常被网民质疑；第四，同一个治理主体在不同的时段也会展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在某一网络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相关治理主体可能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一面，从而顺应了虚拟空间中的民意，而有时未必能适应网民需求。

　　 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治理能力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受制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导致治理主体在实际工作中秉承的治理理念、选择的治理工具以及具体的工作重点都有所差异，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一切治理行为都可以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这就促使治理行为的差异演变为治理能力的差异；第二，社会治理经验，不同的治理主体通常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治理经验，社会治理经验越丰富，表现出来的治理能力越强，经验丰富的治理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获得网民的正面评价；第三，个体的能力与素质，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当中，任何个体都是治理体系中的“节点”，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需要这些“节点”的有力支撑，个体能力与素质的提高，通常会促使整个治理体系获得更高的效能。

　　 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要正视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我国网络舆情复杂，网络舆论引导难度大，网络公共事件给地方党政部门带来较大的压力，一些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对网络公共舆论怀有抵触心理，未能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疏解网民的情绪。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部门应该科学地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立足于“治理能力不平衡”这一阶段性特征做好新时代的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让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治理模式的优越性。

　　 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容易被网络舆论放大在新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话语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网民通过融媒体等手段获得议题设置的权力。

　　 在传统媒体时代，各种形式的官方媒体牢牢掌握着议题设置的权力，有效地建构了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感。 随着依托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融媒体的兴起，议题设置的权力开始不可逆转地分散到整个网络空间，大量的普通网民通过围观、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成为“吃瓜群众”。 围绕着网络空间中特定的议题，负面信息遵循自我强化逻辑。

　　 针对网民在公共空间中的表现，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理论，认为网络平台看似自由开放，实际也具有阻碍信息流动的另一面。 在特定的话题之下，观点相同或相近的网民不断聚集，持反对意见的网民逐渐被边缘化或被排斥在外，网民在网络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原有的理念和观点。

　　 围绕具体议题而产生的网络社群，最终将演变成相对封闭的网络意见群体。 在负面信息的持续刺激下，整个网络社群的发言基调容易趋向极端。

　　 在负面事实面前，任何辩护行为都难以产生应有的作用，反而陷入“越描越黑”的窘境。

　　 在“吃瓜”网民的持续追问下，那些缺乏网络舆情处置经验的地方党政部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把握治理能力不平衡中的积极因素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客观存在的治理能力不平衡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正面宣传的效力，然而，治理能力的不平衡状态当中也蕴含着大量的积极因素。

　　 换言之，正因为不平衡，才使得某些先进的治理政策、治理机制和治理措施引人注目。

　　 在传播内容的选择方面，通过对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区域”的正面宣传，可以对冲或消解网络空间基于个别现象和局部问题而产生的负面舆论，从而有效地转换网络社群的关注焦点，增强宣传思想工作体制的弹性和韧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制度宣传教育”，这项任务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包括网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且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优势的存在。 制度的优势必然是真实的社会存在，表现为各级各类治理主体的实际行动。 媒体工作者尤其融媒体工作者，应该深入挖掘并报道这些积极正面的政府行为，用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将其转化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象征物。 好的做法要依托好的制度，如果网民认识到具体做法的优越性，那么也更容易认识到制度体系的优越性。

　　 2019年1月11日，“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中国高铁原创歌曲暨2018年度“新时代·铁路榜样”发布仪式在京举行。

　　 10位“新时代·铁路榜样”先进人物登台亮相。 供图/视觉中国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需要媒体工作者不失时机地树立先进典型，以此来鼓舞和激励全体社会成员为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传统语境中，树立先进典型侧重于“人物典型”，即以具体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真实事迹作为典范，来引领其他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

　　 在互联网时代，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不仅要积极地树立“人物典型”，而且要与时俱进地树立“做法典型”，将个别性、局部性的先进做法上升到整体层面，并赋予其现实性意义。 当前，考虑到融媒体的网络传播特点和规律，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第一，要增强融媒体意识，在网络舆论宣传过程中善于为先进的国家治理经验塑造微观场景，促使国家治理经验转化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与个体记忆；第二，科学引导融媒体宣传报道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区域”，融媒体的存在和发展遵循“内容为王”的原则，各级党政部门和官方媒体可以利用这一规律，为融媒体提供能够凸显国家治理能力的素材，进而与融媒体实现良性互动；第三，形成融媒体良性发展的新格局，不同融媒体要善于实现舆论圈层的相互补充与相互支持，进而让社会成员认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要使“做法典型”成为制度优越性的缩影，从而将国家治理能力不平衡当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为社会发展进步服务。

　　 （作者单位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责编：袁勃、李娅琦)分享让更多人看到。